我的父亲，我的宿命
重新认识宿命让阿妮塔‧普雷热利（Anita Prezelj）谅解父親的酒瘾和认知障碍症（或称失智症）。
在成长过程中我总是亲近父亲多于母亲，父女之间感情深厚。可是这亲密的关系，随着岁月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十年前，现时八十多岁的父亲出现认知障碍症初期症状和抑郁症（或称忧郁症）病征，也大概在同一时期开始染上酒瘾。虽然他并不豪饮，但由于高龄和认知障碍症的关系，即使是少量酒精对他而言也是过量。他可以数日也不饮酒，不过只要一有机会便大喝特喝，一喝起来情况就不可收拾。酒后他不是变得兴奋或是刁难别人，而是变得更加低落、寡言，就好像他已经完全消失一般。跟他谈论酗酒的问题是困难的，因为他只会矢口否认，并且像其他典型的酗酒者一样，使出千方百计就为了饮酒。
我对父亲怀尽各种感情──愤怒、忧伤、羞耻、无能为力。我对他的不幸处境寄予同情，亦怀念不复存在的昔日的父亲。我看不起他和母亲，有时候甚至对母亲更为生气，因为她未能规范或是阻止他酗酒。
我们姊妹俩尝试过种种解决方法──促膝长谈、说教、争吵、恳求、寻求专业治疗，但全部都白费心血。不知何故我总想设法让他变回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父亲。
身为日莲佛法的信徒，我感到自己应当尽力把情况改变过来。我断断续续地朝着不同目标，如父亲能够成功戒酒，或是有一天我会不再介意他酗酒，来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Nam-myoho-renge-kyo）”（唱题），可是除了短暂地稍减痛苦之外并没有什么转变，我仍坚信是“他”才应该改变那自我毁灭的行为不可。
都是他的错
2017年身在日本时，为了想知道如何能够借着自己的佛道修行来改善父女关系，我曾经寻求指导。可是由于当时对父亲过于恼怒，无法依照指导所说，通过唱题的力量，直视和尊重潜在他生命中的尊严──他的佛性。后来，在某个机会下，跟一位也曾为家长酗酒而苦恼的会员倾谈，当我听到即使自己很气甚至很恨父亲的所为，但看到并尊重他的佛性仍是可能的，才稍感释怀。这让我得到极大鼓舞，怀着转换逆境、变毒为药的决心离开了日本。
2018年7月，某位日本会员把池田大作会长对她的鼓励与大家分享，聆听之后我不禁深感共鸣。在她年轻时父亲宣布破产，令她对他非常气恼，并把自己的不幸完全归咎于他。当池田会长问她是否觉得父亲应该作出改变的时候，她连连点头──当然了，她正在责怪父亲呢！但是池田会长鼓励她，与其着力改变父亲的宿命，不如着力改变她自己的宿命，指出生为破产者的女儿正是她的宿命。
这个启示令我恍然大悟，发觉自己就像一直在找错门路一般。从那时起，我开始抱着一个全新观念：朝着转换自己是酗酒者的女儿此宿命来唱题。从宿命这更广阔的视野着眼时，让我看到更深入的层次，对于我们父女的关系开始抱着不同的看法。
尊重与陪伴
我看到父亲是多么寂寞，我看到他独处于自己的世界中是多么失落迷惘，他默默地忍受着，没办法向我们表达。可能这是由于他童年时所遭受的心灵创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现自己孤独无助。他的父亲被送到集中营；母亲和五个兄弟姊妹被逼离开斯洛文尼亚（或称斯洛维尼亚），流亡到德国。他们的农场惨被烧光。我知道这段往事，而且总感觉父亲似乎一直无法从那痛苦的经历中走出来。
我无法改变他的宿命，我只能改变自己的宿命。
领悟到这一切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后给我带来很大影响，我开始明白到，父亲可能已尽了一切所能想度过一个美好的人生，但是已经精疲力竭。我一直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但开始明白我无法改变他的宿命，我只能改变自己的宿命。那正是对自身的幸福该负起责任的时候。我有如释重负之感。身为子女，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挽救”父母，尤其是父亲。我终于了解到，对我来说变毒为药的真正意义是，摆脱对自己生命根深蒂固的不尊重，以及往往向自身以外寻求快速解决方法的习性。
一旦消除了羞耻和愧疚感，我不再勉强父亲，逼他戒酒。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使我认识到父亲在我的宿命中所起的作用：帮助我领悟到自己和别人生命的尊严。他教会我如何敬重他人、如何照顾自己、如何不再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而勉强别人改变。
接下来跟父母共聚的时候，我已能谅解父亲的行为。尽管由于认知障碍症和听觉衰退，跟他谈话并不容易，可是我们可以静静地坐在庭园里一起削苹果。虽然只有简单的对话，但我总算能够找到恰当的言词。临别时父亲把我搂在怀里说：“快点再回家啊！有你在身边真好！”能够跟他共度这些温馨时刻令我充满感激。他一定感觉到我已不再轻蔑他。
我们谈话谈得比以前多，但最主要的是我们笑得比以前多。往日我们父女俩常常同时捧腹大笑，能够重温旧梦，让我感到犹如觅得无可替代的至宝一般。纵然父亲还是会喝酒，我也依然不喜欢他那样，不过我终于找到了失去已久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