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以赴――訪談比阿特麗斯‧菲恩

一位女士在大型講臺上發言。
2017年12月10日,菲恩執行總監在ICAN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儀式上致詞 (照片來源:Jo Straube; © ICAN)

比阿特麗斯‧菲恩是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簡稱ICAN)的執行總監。ICAN是一個旨在促進各國遵守、執行聯合國禁核條約的非政府組織聯盟,國際創價學會(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簡稱SGI)是這個聯盟的一分子。《禁止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簡稱TPNW)於2017年7月被通過,ICAN功不可沒,因而於同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菲恩執行總監在創價學會日報《聖教新聞》2021年1月的訪問中談及如何使世界不再受到核武器的威脅以及ICAN與SGI的合作關係。

2020年10月24日,洪都拉斯成為批准TPNW的第五十個國家,滿足了條約生效所需的條件。請問您收到消息時身在何處?

我們與洪都拉斯政府及其他正趕在年底前完成批准程序的政府保持緊密聯繫。我們一整天都在與洪都拉斯政府聯繫。他們提交批准書後,聯合國法律事務廳證實已收到文件,且文件正確無誤,說他們會受理。

我們須阻止這些事情發生。我們不能封城然後研發對抗核戰爭的疫苗。一旦爆發核戰爭,一切就太晚了。

我們當然感到十分欣喜。一方面,這僅僅是批准。不過,能走到這一步,促使條約生效,意義重大。重要的是,這發生在廣島和長崎遭原子彈轟炸七十五年之際。核武器課題當時受到廣大關注,引起了各國政府的關切。我明顯感受到,他們認為批准條約即是對原爆倖存者致敬。

原爆倖存者在我們的運動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他們從一開始就積極地在前線行動,進行公衆教育。我們為了他們而努力。條約的存在是為了確保於廣島和長崎發生的慘劇不會發生在任何其他城市,而原爆倖存者的證言是這背後的驅動力。所以,對於整個運動而言這確實是別具意義的時刻。

自TPNW於2017年被通過已超過三年。您如何評價這三年半的期間?

我們實在難以預期需花多久時間才能使條約擁有五十個批准國。我們希望的是三年或兩年半。可我們也知道它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畢竟這須要經過很多不同的程序。因此,我們總是定下雄心勃勃的目標。

相較於其他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條約,我認為TPNW的步伐相當快。起初,我們很擔心新冠疫情會減緩TPNW的進程,但事實上情況卻相反。

您認為TPNW能獲得五十個國家批准的關鍵是什麼?

2016年5月,聯合國推進多邊核裁軍談判不限成員名額工作組會議期間,ICAN的活動家裝扮成核彈,表達他們對於一個禁止核武器的條約即將被創立的信心 照片來源:Tim Wright, CC BY 2.0

在我看來,若有核武器國不那麼積極反對TPNW,條約的進程或許能更快更順利。然而,即便與有核武器國的關係良好,許多國家仍堅持批准條約,因為他們對廢除核武器的立場堅定。違逆強國對小國而言不容易,但現今有51個國家批准了條約(訪問時的數據),顯示這些政府非常重視這個課題。他們相信條約是前進的方向。我感到這具有標志性意義。

我們並不把任何政府的參與當作理所當然,因為每一個國家都使我們向消除核武器的終點邁進一步。我想我們應謹記這一點。

具體而言,您認為TPNW如何影響核裁軍的現況?

長達將近七十五年,世間主流的觀念是:一些國家擁有核武器是無可厚非的。條約最重要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它完全禁止所有核武器。條約將成為國際法,這些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將受到制約。

直到現在,核武器幾乎被視為有利的存在。擁有核武器即擁有權力和影響力。例如朝鮮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影響不大,卻只因為持有核武器,當特朗普總統和金正恩主席在新加坡會面時,關係看起來是平等的。

我認為將核武器看得如此重要,賦予它這麼多威望和力量,是極其危險的事。條約所做的其實是暴露核武器醜惡的性質,使其難以被使用,不僅是有核武器國,依附核武器國更應該將核武器視為可恥之物。條約向製作核武器的公司施壓、向投資這些公司的銀行和養老基金施壓、向那些研究員和工作人員正在製造核武器的大學施壓。

當你置身於廣島和長崎……你就能了解到這世上還存有這些武器,它們能於幾秒之內造成如此慘烈的破壞。

條約向各方施壓,令核武器顯得更有爭議性、更不可取、更可怕、更不光彩。我認為只有這樣,核武器才能被消除,必須剝奪它們的地位,讓它們成為一個問題、一個障礙、一個恥辱。

2018年,您訪問了廣島和長崎,與長崎的原爆倖存者交談過。訪問中,您強調有核武器國的領導人應訪問廣島和長崎並聆聽原爆倖存者的心聲。

在當地的感受非常強烈。我認為廢除核武器的其中一項挑戰是:對於大多數人,它是很抽象的課題。多數人從未見過核武器,也不清楚它們具體的破壞力到底有多大。核武器課題似乎只是技術性,甚至是理論性的議題。

當你置身於廣島和長崎,你就能了解到這些是真實存在的武器,能了解到這世上還存有這些武器,它們能於幾秒之內造成如此慘烈的破壞。

我的看法是許多領導人在制定國家政策時不願意考慮這個層面。他們只專注於利用核武器的威懾力量,卻不看使用核武器的後果。

一群人聚集在挪威議會大樓前。
2017年,在諾貝爾頒獎儀式的前一天,活動家以紙鶴裝點位於奧斯陸的挪威議會大樓。紙鶴由廣島女學院大學的學生贈予,象征和平和朝向無核武器世界的行動 (照片來源:Ari Beser; © ICAN)

因此,我認為有核武器國的領導人訪問廣島和長崎極為重要,須在當地觀察、傾聽、真正了解使用核武器的後果。他們的專家並不了解核武器的真實面貌。原爆倖存者才是真正的核武器專家。他們看過核武器的真實效果,感受過核武器的殺傷力,目睹了核武器如何殘害家人與家園。身為決策人,國家領導人必須具備這樣的認識。

在您看來,新冠疫情是否影響了人們對於核武器的看法?

我們採取謹慎的態度,不給目前正在受苦的人,例如生病或失業的人造成壓力。我們不能強硬地要求他們在這個時候還優先考慮核武器問題。

然而,我們能從其他角度思考。例如,這是二十一世紀安全保障上的挑戰。我們正在對抗全球大流行疾病,我們在應對氣候變化,而核武器對於解決這些問題絲毫沒有幫助。從更廣的層面而言,核武器反而耗費資金。在美國,已有超過30萬人死亡(訪問時的數據),卻還未有全民醫療保健系統,失業補助不足,缺乏在疫情中保護人民的措施。可美國卻把這些錢花在核武器上。

菲恩執行總監與三名男士坐在會議桌前的特寫照片。
2016年5月於日內瓦,聯合國推進多邊核裁軍談判不限成員名額工作組 (© ICAN)

如今,要想保護人民,就須要好好照顧他們,與他們同一條心,并做長遠的打算,規劃醫療和社會服務。在現今的危機中須這麼保護人民。

在這種情況下,我了解到人們對於該如何保護自己的思維更開放了,願意重新評估我們是否需要核武器。我們需要有開創性的思維。

另外,我覺得我們也應該重視科學的角度。不少科學家數十年來警告將會有大流行病、氣候會有異常變化。科學家指出情況將會很糟糕,如今他們的預言實現了。科學家也指出爆發核戰爭的風險正在增加,最終核武器將會被使用。

所以,我想人們也開始意識到,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行動,這些最壞的情況將成真。我們須阻止這些事情發生。我們不能封城然後研發對抗核戰爭的疫苗。一旦爆發核戰爭,一切就太晚了。

我們必須學會互相合作,或許新冠疫情將促使我們在廢除核武器和對抗氣候變化方面有更良好的協作。

我非常同意。當世界發生重大的改變,往往產生了更新更好的事物。例如,世人因生靈塗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開始成立多邊機構──聯合國、歐洲聯盟、東南亞國家聯盟,而這些機構開始訂立條約。於是產生了《生物武器公約》,在戰爭時維護基本人權和保護平民的《日內瓦公約》,以及禁止化學武器、地雷、毒氣、特定武器的公約。自然,這些機構未必完善,可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各國之間的合作方式已有了巨大的變化。

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的人對核武器沒有好感,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有核武器,可是不認為自己能為此做些什麼。

我認為新冠疫情能帶來類似的影響。我們身在其中可能難以看清,但我可以想像身處1946年1月的人們也難以設想未來。或許人們沒想到聯合國能上軌道。幾年後,我們或許能看到更好的未來,但這不是理所應當的。我們必須採取行動。

您對那些對廢除核武器感到無能為力的人有些什麼建議?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的人對核武器沒有好感,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有核武器,可是不認為自己能為此做些什麼。事實完全相反。有很多事情可以做,ICAN和TPNW便是在民衆的集體智慧中誕生的。ICAN由民衆發起,一群平民開始談論一個構想,與各地政府合作。即使是政府,也是由個人組成。

我們在討論核武器時往往只關注有核武器國的領導人──特朗普、普京、金正恩和馬克龍,才會感覺這個課題離自己很遙遠:「我怎能使特朗普改變主意?」既然不能,我們就需要從周圍開始,從自己的政府、養老基金、銀行、城市、大學、工會、教會或信仰團體開始。世上仍有許多網絡、組織和社群對世界產生影響。我們有時將視線放得太遠,忽略了眼前的事物,忘了自己的影響力。

這就是ICAN這類聯盟的力量──讓各個群體聚集在一起,互相激勵,一起採取行動。例如,人們能覺得:「即使我未必能讓自己的政府改變政策,卻可以在大學內召集志同道合的人,也能開始與自己的銀行對話。」不同組織在各方面努力,就能共同起作用,帶來真正的改變,推動全球議題。

著眼於在地方和國家層面可以進行的活動,明白到這些努力對全球社會的貢獻也非常重要。例如,我認為SGI非常了不起。我所到之處幾乎都有一個創價學會團體,總會遇到當地的創價學會會員。這樣的方式很理想,有地方上的視角,全球的連結性。

您能形容ICAN與SGI之間的關係嗎?

SGI是我們長期緊密合作的伙伴。能與SGI東京總部的職員以及世界各地的會員密切交流是我們的榮幸。

在我看來,這就是信仰組織的力量,能動員、鼓勵人們全心投入。

我們在許多方面與SGI有良好的合作──總體的工作、在日本的工作、與信仰組織之間的工作。SGI在我們的運動中發揮了領導作用。

我們曾一起籌辦非常棒的項目──範圍廣泛,包括區域性會議。例如,我們曾與SGI合作承辦加勒比海地區的項目。

我們與SGI一同舉辦了這區域性會議,各個加勒比海國家的外交官和各方專家齊聚一堂,SGI和ICAN也作了報告,會議成果豐碩。

之後在接下來的六、七個月,幾個加勒比海國家簽署、批准了TPNW。甚至是,在這場會議結束後一年半的今天,幾乎所有加勒比海國家都參與了條約的進程。雖然仍有一些國家未簽署或批准TPNW,卻已是支持率最高的區域之一了。

若沒有這場會議,我們無法達到五十個批准國。這其中的許多批准國是在會議後加強對TPNW的支持的加勒比海國家。

菲恩執行總監和一群人站在岸邊舉著「禁令已到」的標語。
2020年10月24日,聯合國的《禁止核武器條約》獲得五十個國家批准,滿足了生效所需的條件 (照片來源:Aude Catimel; © ICAN)

還有,我們與世界各地的創價學會會員以及其他信仰組織一同教育、動員民眾。我認為宗教和信仰能很好地鼓勵人們採取行動。即便掌握了所有的資訊,如果不是有所感悟省思,認為自己也能為共同的目標貢獻己力,人們也是不會採取行動的。在我看來,這就是信仰組織的力量,能動員、鼓勵人們全心投入。

廢除核武器是一場馬拉松,不是短跑。我們非常期盼能繼續與SGI合作,以多種不同的方式深化我們的合作。